“新史学”，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历史学、音乐史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念和方法。“从杨荫浏时代”到“后杨荫浏时代”的中国音乐史学，无不是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开辟。近年来的几次宋代音乐会议，就以断代史、专题史的案例出发，在学界既有的“重实证”、“重传播”和“重社会分析”的研究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范畴，探索学术理念、学科机制和研究方法，在适应当下中国音乐史学科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做了一系列理论和音响重建方面的尝试，使当代中国音乐学语境中的“新史学”理念，逐渐成为本学科发展的共识。
讨论1980年以来中亚研究的汉文成果表现，主张通过关于中亚的通史性著作，来确定音乐研究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通过国别史著作和专门史著作，来建立中亚音乐史的分期观念，进而认识音乐事物的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在中亚研究领域，西域研究是较成熟的一部分。尽管新兴的中亚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但传统的西域研究却为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一关系对于丝路音乐研究有三点启发：其一，要注意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其二，要重视文献研究和文物调查；其三，要注意考察音乐同民俗、宗教、制度、语言、文学等事物的关系，使中国的中亚音乐研究成为全球中亚音乐研究中较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从民间唢呐音乐即兴的角度观照其程式，探讨一个在作者学生时代便已产生的疑问：艺术程式对于艺术作品，其作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对艺术的程式，在我国学人不同的视域下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在文章中，作者的结论是：从民间音乐的角度来说，程式具有积极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民间音乐的即兴只能在程式的基础上完成，因此，程式是基础，即兴是灵魂。
对音乐分析的学术属性和学理边界进行再考辩和再认识，并做出新的认知和划分，使其更加清晰、明了，从而有利于自身学术活动的正常开展。
从音乐历史的发展方面宏观地看待音乐结构衍变的规律，才能把握风格流派变换表象下的实质规律。正如英国20世纪的音乐学家柯克指出：西方“中古时期的音乐在构思上主要是建筑式的；浪漫派作家和文学紧密联系；印象派则和绘画毗邻；现代派又回到建筑式的构思中去。”
2018年，杨民康在“纪念《音乐研究》创刊六十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了开展“音乐政治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国内学术界涉及音乐与政治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还非常罕见。文章以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EM）主办的权威学术期刊《民族音乐学》刊载文献为例，剖析了西方民族音乐学视野下“音乐政治学”研究的两大主要论域：权力之下的音乐文化研究——探讨权力对音乐的操控性；音乐文化中的权力关系研究——探讨音乐对权力关系的建构性。并对各论域的下属论题进行解析，选取各下属论题中最具有代表性、前瞻性的研究个案，从方法论和研究路径角度予以分析。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的作品中构成作品的参数和主宰结构的要素各不相同，因而分析工作者亦必须持不同的历史观察点。文章试图归纳出对不同历史时期作品的分析应持有的历史观察点。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考察和研究民间音乐话语广泛存在的概念隐喻现象，通过身体维度、文化维度和想象力维度三个方面的要素，分析民间音乐家创造这些独特话语的机制以及民间传统音乐“理论话语”特点，期待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可能的解读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