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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岁新年音乐会的“前世今生”

18 01 2019  音乐周报  评论  1255 次阅读  0 评论

1939年,第一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动荡中奏响。80年后,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及推波助澜,“新年音乐会”已成为全球各地爱乐者们的跨年“传统”。

家喻户晓的新年音乐会传统,其实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悠久。首例新年音乐会于1939年末推出,时至今年正满80周年。经由广播和明星助推,当代新年音乐会呈现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三足鼎立局面。但一些黑马的突然“开挂”在这个趋近饱和的市场中硬是杀出一条血路,个别分身有术的例子又为新年音乐会增加扑朔迷离的神秘感。不管如何,这些都发生在过去半个月中。

维也纳不寻常发家史

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新年音乐会传统,其实来自维也纳。12月末到元旦当天,人们熟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会在金色大厅以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庆贺。当其借助电视转播和数亿人的观看大放光彩时,另一场新年音乐会也会按照惯例于同城举行,那便是维也纳交响乐团雷打不动地于12月31日在维也纳音乐厅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用以辞旧迎新,去年的指挥是奥罗兹科-埃斯特拉达。有意思的是,同一天里,维也纳交响乐团还现身天津大剧院,由曼库斯指挥。一个乐团拆成两个小分队相隔万里同日出现,也是新年音乐会市场火爆的见证。

在新年档期演“贝九”何尝不是一个有趣的对比:轻松诙谐、被视为现代舞曲奠基者的华尔兹,以及象征着管弦乐最高成就的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在同一天交相辉映。两者的不搭恰恰反映出新年在人们心中的剧烈反差:仪式为重,还是喜庆为重;要思想性,还是要娱乐性。

也许两者的区别还浸润着太多的历史缘由,因为主打圆舞曲的新年音乐会来历并不太光彩。现今熟悉的这类圆舞曲鼻祖其实源自1939年的奥地利,也就是第三帝国期间,纳粹并吞奥地利的第二年。那年,党卫军冲到施特劳斯家抄家,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犹太裔继女手中没收了大量该家族的财产,将手稿、绘画、书信和乐谱等充公,并将大批具有犹太传统的轻歌剧和圆舞曲作曲家送入集中营。

为掩饰这些暴行,向全世界打几发“并入德国的、更好的奥地利”的糖衣炮弹,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亲纳粹的指挥克莱门斯•克劳斯的指挥下于1939年12月31日举办了一场以约翰•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主的音乐会,并在1941年将音乐会日期挪到1月1日,奠定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格局和基调。后来随着电台和电视转播的扩散,加之邀请最具票房的指挥家登台的传统,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风靡全球的迎新传统。好在,维也纳爱乐在2013年和这段历史撇清关系,撤销了颁发给亲纳粹老团长的荣誉金戒指。

正能量的“贝九”

舞曲“靡靡之音”背后,有一股倔犟的隆隆之声,那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贝多芬交响曲理念的集大成者,这部交响曲破天荒地在末乐章中引入四位独唱和合唱,使用席勒的诗句《欢乐颂》为蓝本。贝多芬在这里表达了全人类互爱的崇高思想,甚至不惜使用恐怖的号角和进行曲速度的节奏转换来达到最终的破茧升华,叩开了通往浪漫主义的大门。“贝九”由此也成为洗心革面、继往开来的代名词,被赋予了高尚的政治讯号,由此成为最具仪式感的音乐之一。

埃斯特班•布赫的著作《“贝九”政治史》,精妙讲述了自1824年首演以来这部作品在政治上的各类贡献。从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音乐会,到2014年的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音乐会;从1872年瓦格纳为拜罗伊特节庆剧院垒下奠基石音乐会,到195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在战后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开幕音乐会,都有此曲身影。

崇高仪式感驱使下,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成为圆舞曲之外对新年庆祝的另一种诠释,往往是更为反省和内敛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身负战争重创的国家都拥有庞大听众群。在德国,莱比锡的格万德豪斯(布商大厦)乐团保持着每年以“贝九”作为新年音乐会曲目的传统。此外,去年12月31日在汉堡易北爱乐大厅,汉堡交响乐团在艾文•古尔伯格•简森的指挥下,希腊萨洛尼卡国立交响乐团在佐伊•特索卡诺的指挥下,也都分别演奏了“贝九”。

新年档期演“贝九”在日本广受追捧,传统可以追溯到1918年由德国战俘在德岛市的战俘营演出此曲。日本本土音乐家的演出最早在1925年的东京艺术大学。然而决定性的时刻是在1940年12月31日。那一天,指挥家约瑟夫•罗森斯托克指挥日本新交响乐团(现为NHK交响乐团)演出了“贝九”,一方面是庆祝日本建国2600周年,也无心插柳地奠定了此曲在日本迎新必演的地位。日本将“贝九”尊称为“大工”(意为大祭),去年12月22日至27日,马略克•雅诺夫斯基指挥乐团一连上演了五场新年音乐会,内容全是“贝九”,足见人气。

在美国,西雅图交响乐团去年年底在帕布洛•鲁斯•布鲁塞塔的指挥下以“贝九”迎新。

三足鼎立下的黑马

虽然说可以大致把圆舞曲和“贝九”立为新年音乐会两大潮流,但就影响力而言,新年音乐会借助大众传媒力度,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维也纳爱乐乐团一家独大;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因为这支乐团与生俱来的光环让人无法忽视,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成为柏林新年音乐会的加演招牌曲目;德累斯顿新年音乐会经由电视媒体转播,加之今年上镜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的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加持,广为流传,其曲目涉猎广泛,甚至包括整台轻歌剧选段演出。从中可看出,德奥两国牢牢控制着新年音乐会审美潮流的话语制高点。

正因为此,2018年最有意思的新年音乐会即使是一匹黑马,也在情理之中来自德国。不过,一位中国钢琴家的加入让这个素日少有人关注的新年音乐会成为爆点。去年12月31日下午5点,郎朗加盟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与总监杨松斯一同献演了一台新年音乐会。与众不同的是,音乐会中郎朗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二乐章“黄河颂”,杨松斯可能由此成为指挥过《黄河》的最大牌的指挥家之一。

巴伐利亚广播是德国在古典音乐方面极为活跃且精专的传播者,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杨松斯的调教下,根据《留声机》杂志2008年榜单排名世界前列。郎朗此举极有可能带动慕尼黑新年音乐会在中国的知名度,从而为其争取到亿级听众数量。随着慕尼黑全新音乐厅的破土动工,软硬兼施下,新年音乐会从“三足鼎立”到“四大天王”,中国音乐成为新的招牌曲目,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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